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切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和政府互相结合的结果，而所有的结合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的一种次优组合。
现在看来，中国的物价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一阶段经历重大调整。但中国人为设置的这道汇率防火墙也带来了其他问题。
最近几周有人警告说，10年后香港接待的游客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至1亿人次，而且大部分将来自中国大陆。随着利用人民币进行套利交易的热钱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中国经济的其他弱点也暴露出来。新的疲软迹象已经吓坏了投资者。与大量不断贬值的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人民币明显具有强势，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应对过多热钱的涌入和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这也带来了其他麻烦，如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以及在人民币汇率高企情况下维持本国行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人民币升值会加速中国经济再平衡，因为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更加低廉，中国消费者会增加支出。
首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理财产品大规模违约。但如果中国经济触礁，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决心就会受到考验。不难想象，如若中诚违约出现，大量信托产品必将面临赎回风险，链式反应后果确实难于估计，至少当前中国，笔者并不认为决策层已经为应对首次债务违约做好准备。
而在政府出面保全之下，矿权瑕疵也将获得解决，未来几年资产升值同样或有可期。而有所共识的是，始终拒绝违约从长期来看将加剧道德风险。尽管近期中诚信托旗下产品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兑付危机新闻不断，信托业首个打破刚性兑付的传言一度四起，但果不出所料，临近春节，警报在最后时刻再一次化险为夷，有媒体报道称华融投资管理公司是最终接盘者之一。虽然早前山西省政府已表态不会为信托兜底，但1月底事态峰回路转，包括山西紫鑫矿业集团交城神宇煤矿取得了换发的采矿许可证以及白家峁煤矿审批事宜获得支持等等，想必都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有关。
因此，从长期来看化解这一难题，以往一贯强调投资者教育意义实则有限，还需从设定规制上做出努力，对于新增信托产品严格把关，正如107号文中所提到的，加强信托公司回归信托主业、运用净资本管理约束信贷类业务、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同事建立完善信托产品登记信息系统、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 中国信托业刚性兑付的神话终究未被打破。
信托公司也是赢家之一。虽然这一消息尚待确认，但违约警报解除已是不争事实，这样的结局对于事件涉及各方来讲，到底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投资者显然是最大赢家。鉴于中诚项目是由政府主导推动促成的，安全了结不仅保全了政府信誉，也避免了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因为产品虽为通道业务，但从法律意义上讲，中诚信托作为该产品的操作主体，若以合同为准，中诚信托将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而此次危机的成功化解，不仅免于出现大批受损客户拉条幅，穿血衣游行示威的尴尬局面，也保住了商业信誉，化解了大批优质客户流失的潜在风险。鉴于其与工商银行天然的血缘之亲，即其成立的历史意义主要是处理工行坏账问题，因此此次出手帮助工行化解棘手问题也属意料与情理之中，预计其也能从工行获得其他方面的隐形回报。毕竟信托产品零风险、高收益特征必将诱导投资者对其趋之若鹜，进而将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面临利率大幅提升的被动局面，扭曲中国的利率体系。此外，笔者建议中国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并推出资产证券化产品，做到风险与预期收益相匹配。
而此次风险的爆发也揭示了其并未发挥应有尽调职责的工作疏漏。建议用1-2年的过渡期控制及缩小影子银行整体规模以化解相应风险，到2015年底达到相关风险隔离，并适时考虑打破刚性兑付局面。
因此，一旦事情不可挽回，走到法律层面，中诚信托难辞其咎。总之，结局看似皆大欢喜，短期内避免了风险的爆发，并防止了投资者由于过度恐慌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承接方华融资产似乎也有所收获这种模糊性导致刚性兑付的信念在金融市场中快速蔓延，很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的不满不无道理：这一潜规则的存在紊乱了金融价格体系，让价格不再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继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收益虽然低于产品预期收益率，但确实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目前看似热闹的金融改革中，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并未消除。不过，怎样评价刚性兑付是一回事，怎样处理它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个体风险与系统性风险就纠缠在一起，一个信用事件的爆发将会系统性地证伪刚性兑付，从而引发资金对整体资产的挤兑，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在这样的市场中，信用事件不仅无法避免，而且相当必要。
只有理清了问题的逻辑，从根本性的扭曲入手，抽丝剥茧，方能化解风险。刚性兑付并非扭曲的根源，只是这种扭曲的表象之一。
打个比方，刚性兑付就像一根腐朽的立柱，撑起了中国金融市场这座大厦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贸然砍掉，将会引发大面积的坍塌，甚至威胁整栋大厦的安全。回到刚才那个比喻，财政资金可以接过刚性兑付所承担的重量，确保后者的消除不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市场会立即如雷曼倒闭之后那样，陷入对手风险弥漫、流动性紧缩的困境，进而爆发系统性危机。看起来，刚性兑付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若在财政承担起其应负责任之前，就贸然放任信用事件的爆发，首先会在短期内导致大量建立在刚性兑付信念之上的资产被投资者抛弃，引发严重的金融挤兑。金融市场只应留下那些可以创造足够微观回报率的项目。
具体而言，基建项目的融资需要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不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公司形式向金融市场募集。诸如公园、地铁这样的基建项目有公共品的性质，它们虽然能够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但项目的微观回报率却乏善可陈。
刚性兑付的存在不是件好事，但是，在投资者对它的信念已普遍存在，且催生出大量依附于它的资产之后，简单武断地一刀斩断也绝非明智。而不同项目所具有的不同回报率，也有效地将各种金融资产区分开来，确保了某个金融资产的问题不会蔓延。
而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恰恰承担了许多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比如为基建投资提供融资。更重要的，还必须弄清是谁最初放上了这么一根有问题的立柱，以及为什么放上了它。
这正是处理刚性兑付问题投鼠忌器之处。为了将资金引导至这些微观回报率不高的项目，政府对这些项目提供了隐性担保。中国金融市场扭曲的根源在于，这个市场承担了太多本不该由它承担的责任。这一各方关注的问题终于在最后一刻得到解决。
但是，这些本应由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却因为中央财政的缺位，而被推向了市场。公共品的提供就不能指望市场，而应该靠政府。
但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远非这般理想，而是处在扭曲之中。当然，政府刚性兑付的承诺并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书面约定，只能算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
正确的做法是，先在这根立柱边上搭好辅助的支撑设施，把重量承接过去，再将这根立柱安全取下。那些（风险调整后）回报率高的项目可以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融资，回报率低的则很难。
